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撬动了财富传承需求的膨胀，由此撬动了财富传承市场的进一步细分。在家族信托中，“信托保护人”这一全新角色正在入场，分羹由信托公司、银行、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主导的财富传承结构设计。

业内人士预计，国内家族信托比离岸信托更有优势，未来5年内有望超过离岸信托规模。

“信托保护人”是个新角色

随着我国的社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人口老龄化、离婚率高居不下等问题也日益加剧，家族企业传承“接棒”期已经到来，财富传承正成为高净值人群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今年5月，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我国高净值人群对于“财富传承”的重要性排序从2013年的第五位一跃而上，现已盘踞第二。

越来越多的普通收入群体也开始有了“财富传承”的需求和意识。单从为老年人提供公益性遗嘱服务的中华遗嘱库近两年的运营情况来看，成立两年不到的时间，中华遗嘱库受托管理的项目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余件，而待处理的遗嘱服务甚至已经排期到2016年。

一般而言，居民可以借助遗嘱、信托、保险、委托等四大法律工具实现财富传承。与此同时，在资产配置方面可以选择股票股权投资、信托、银行存款和理财等多种产品，由此看来，人们对于财产继承的要求也变得个性化和复杂。这使得财富传承服务横跨法律、银行、信托、公益慈善和财富管理等各个领域。

基于财富传承的考虑，在家族信托中，委托期限往往跨越委托人的生命周期，甚至长达几代人，而委托人去世时，受益人不一定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甚至不一定掌握财富传承的隐私信息。

“如何有效传递遗嘱、信托合同、家庭契约等法律文件，如何保守当事人隐私，并持续维护和受益人的权益，则成为首要问题。”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表示，如果将这些事务交给金融机构管理，不但将造成金融机构的管理压力，不利于其发挥资产管理专业机构的特长，而且存在发生单方道德风险的可能。

一个典型案例是，梅艳芳为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将财产交给信托公司管理。但因为受益人与信托公司间缺乏第三方调节制约，大量遗产被用于支付梅母起诉信托公司的高额诉讼费，梅母晚年依然穷困潦倒，设立信托的初衷还是没能达成。

“应当由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充当信托保护人的角色，传递当事人的意愿，保守当事人的隐私，维护当事人及其家庭的权益。”陈凯说。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华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在7月21日应运而生。成立大会上，公明财富传承管理集团联合中华遗嘱库及中国人寿、万向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推出了国内首个全体系财富保护传承计划。

据介绍，在中华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的全体系计划中，新添了“信托保护人”的角色，中华遗嘱库与金融机构分别负责事务管理和资产管理，实现了财富传承职能的进一步细分。

国内家族信托可纳股权 五年内或超离岸信托

纵观遗嘱、保险、信托和委托这四大财富传承工具中，近年来，家族信托凭借其避债节税、持续管理、防止挥霍等附加优势和功能，正逐渐成为高净值人群财富传承的选择。

但目前对家族信托的认识也存在误区。曾有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出台信托登记制度，股权和房产不能纳入家族信托之中。但事实上，2014年颁布的新《公司法》已经修改了股权登记的有关规则，新的《公司登记条例》也不再要求工商部门对股东出资额进行登记。最高法院近日发布的万家裕案等一系列指导性判例中，也明确了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法定要件。

基于上述判断，陈凯认为：“新法的修改和判例的发布，为将股权纳入家族信托扫除了障碍，也拓展了财富传承的内容和价值。”

陈凯认为，国内家族信托比离岸信托更有优势。首先，《信托法》要求在国内开展信托活动必须持有信托牌照，这意味着，离岸信托的主体资质可能得不到承认，存在潜在风险;其次，当离岸信托在产生纠纷时，很可能会陷入国内司法鞭长莫及的困境。另外，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也会带来服务的困难。他预计，国内信托在未来5年内会超过离岸信托规模。